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絲路風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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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峪關:從“河西咽喉”到“天下雄關”

發布時間:2019-02-22 11:56:26  作者:屈建軍等  來源:中國檔案報  瀏覽次數:

 

戈壁茫茫,雄關巍巍。登上嘉峪關城樓極目遠眺,碧空如洗,流云飛渡,祁連山雪峰綿延不絕,戈壁灘渾茫蒼涼。關城突兀,長城殘垣,絲路古道已難覓曾經商旅往來、駱隊喧囂的場景。

穿越歲月的大漠孤煙、長河落日,劃過歷史天空的兩道絢麗的彩虹——“萬里長城”和“絲綢之路”,在華夏版圖上蜿蜒向西,終于,在河西走廊山脈之間的一方狹窄處交匯。這個交匯點,就是甘肅嘉峪關。而嘉峪關又是在什么時候營建的呢?歷經滄桑,它又是怎么從“閉關絕貢”到“北漠塵清”的呢?清乾隆時期的三件檔案揭開了嘉峪關營建史上怎樣的驚天秘密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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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08年,嘉峪關城樓外景。 嘉峪關市檔案館供圖


“閉關絕貢”與“北漠塵清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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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10年,行進在嘉峪關南20里處車馬商隊。 嘉峪關市檔案館供圖


在中國古代,作為邊塞重地的河西走廊不僅是中西交往必經之門戶,更是長城沿線需要重點設防和布局的重要地區之一。嘉峪關關城位于河西走廊中西結合部,距今已有646年的歷史。但在明朝以前,嘉峪關是有關無城,而在嘉峪關關城建設之前,河西走廊的長城卻已經有了千年歷史,幾乎和絲綢之路一樣悠久。

明王朝建立后,北撤的元朝蒙古貴族仍然保存了強大的軍事實力。為了徹底消滅這一殘余勢力,明洪武五年(1372),明太祖朱元璋派兵15萬,遣徐達、李文忠、馮勝,分中路、東路、西路遠征朔漠北元。其中,征西大將軍馮勝所率西路軍一路西進,在河西全境取得完勝,掃平了元朝在甘肅的勢力,使甘肅及其周邊的廣大地區盡數攬入大明朝版圖。

胡楊對記者說:“就是在這一年,馮勝班師途中,相度地理形勢,一下子瞄準了肅州西70里的嘉峪地區,這里是河西走廊南、北山系拱合最狹窄之處,地勢險要,南面是嘉峪山,北面是黑山,兩山對峙,中有平岡,南北相距最寬處30里,最窄處16里,勢如酒泉盆地之瓶口,是一處戰略要地。事實上,自古以來,嘉峪關一帶就是西域入貢的必由之路,一直被稱之為‘酒泉門戶’‘河西咽喉’‘中外巨防’。宋元以前,有關無城。于是,馮勝決定在嘉峪山麓西北余脈處——九眼泉岡塬上建關筑城,扼控咽喉。馮勝選址建關,當年開始籌備興建,于次年筑成一座周長220丈、高二丈余、寬厚丈余的無樓土城,嘉峪關關城從此筑起。”

據史料記載,嘉峪關“初有水而后置關,有關而后建樓,有樓而后筑長城,長城筑而后關可守也”。此時的嘉峪關,雖然占據了天時地利,但已經成為民族矛盾沖突的焦點。隨著軍事沖突和矛盾升級,嘉峪關從建關城到成為堅固的防御工程,經歷了160多年的修建。

嘉峪關自古迄今,都是中原內地與中亞、西域乃至歐洲諸地進行政治、經濟、文化聯系的樞紐。

在當時的情況下,嘉峪關的修筑,屏蔽了西陲,保證了西域往來和入藏的使臣商隊等的安全通過,使明政府可以將國防防御力量專門用以對付蒙古的瓦剌和韃靼。同時,為了進一步加強對西域的管理,明朝在嘉峪關外,設立了關西七衛。《明史·西域二·曲先衛》曰:“明初設安定、阿端、曲先、罕東、赤斤、沙州諸衛。……時甘州西南盡皆番族,受邊臣羈絡,惟北面防寇。”七衛“內附肅州,外捍達賊”,減輕了西北邊防的壓力。而關西七衛的核心,正是嘉峪關。

“嘉峪關修筑之后,使河西地區乃至西北地區得到了安寧,猶如設置了防御西北的一道強有力的防線,從而出現了‘番夷效順,西陲晏然’的局面。同時,對西北與內地的經濟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。在貢賜貿易中,貢使的往來促進了兩地的經濟繁榮、生產發展,滿足了西北與內地經濟的互補與物資流通的需要。”

嘉峪關外的各民族通過貢賜貿易、互市、茶馬貿易等,以嘉峪關為平臺,與中原地區發生廣泛的聯系,他們學習漢族先進的生產技術,推動了本地區的經濟發展,平衡了兩地的需求。

當記者問到關于嘉峪關外各民族人民與中原的物質文化交流,以及明朝與中亞、西亞的交往,那些商旅及使者經過嘉峪關,歷史上是否有確切的記載時,胡楊不假思索地答道:“史料上是有明確記載的。”

明成祖永樂十一年(1413)九月,嘉峪關迎來了一批重要的客人。明廷遣吏部員外郎陳誠、戶部主事李暹、中官李達、指揮藍金哈藍出使西域,護送哈烈(今阿富汗境內的赫拉特)等處使臣還,就赍敕并文綺、紗羅、布帛等物,賜哈烈、撒馬爾罕等處王子,報其來貢之勤。永樂十三年(1415)冬十月,他們返回京城。在這次西行東歸后,陳誠、李暹根據出使的旅行日記、沿途見聞、風土人情、物產及山川道里編寫了《西域行程記》《西域番國志》兩部著作,對于我們了解古代西域和中亞文化具有重要的價值。

明成祖永樂十七年(1419)十二月,中亞帖木兒王朝沙哈魯王派遣出訪明朝的由510人組成龐大的使團,從沙哈魯王首府哈特啟程東行,經塔什干、賽蘭、塔拉斯入東察合臺汗國,繼續東行,經哈剌和卓、哈密、玉門、嘉峪關、肅州、甘州前往北京;于永樂十九年(1421)離開北京,次年元月出嘉峪關西歸,九月回到哈特。其使臣蓋耶速丁根據東行日記,寫成《沙哈魯遣使中國記》,記述了沿途所見的自然、地理、政治、經濟、民族、宗教、風俗、人情。

“500多人的使團,馬匹、貢物,各種膚色、不同語言的人們在嘉峪關下相聚,熙熙攘攘的人流,呈現出和平繁榮的景象。據史料記載,明朝對于西域諸王和中亞、西亞、羅馬等各國的使臣禮儀有加,往往是驛路各地官員迎接、宴請、贈物,明王朝的威望迅速傳遍西域和中亞、西亞等地。”

明嘉靖三年(1524),由于明朝勢力的衰弱,明朝前期設立的關西七衛全部撤入嘉峪關以內,使這條有名的西北防線徹底喪失作用。“關西七衛的裁撤,使嘉峪關一下子就處于明朝西部國防的前哨位置,為了應對當時的復雜局面,明王朝采取了斷然措施——閉關絕貢。”于是,嘉峪關外的烽火,在西部的版圖上熊熊燃燒,把遙遠的邊防線燒得通紅。

胡楊感慨地說:“萬歷二十一年(1593),肅州兵備郭師古巡察嘉峪關時,手書‘北漠塵清’四個大字,寓意北方邊疆平定,塵埃落定,動亂休止,社會穩定,百姓得以安居樂業,社會出現太平景象。由此,我們的內心似乎突然間輕松了、敞亮了,戰爭的陰霾散去,迎接人們的是美好的未來。”

明穆宗隆慶五年(1571)三月,明廷封俺達汗為順義王,其家族成員及部落頭目很多人都得到封爵。七月,明朝與俺達汗達成協議,建立和平互市關系,遂在北部沿邊開放馬市。明廷廣召商販,聽令貿易,收其稅以充犒賞,各部酋長則官給金繒,歲市馬各有數。自此后30年間,邊境較為安寧,人民樂業。

翻開歷史的冊頁,我們看見了來自中亞、西亞以及歐洲的商旅使者在嘉峪關留下的身影。

“萬歷三十三年(1605)十二月初,葡萄牙旅行家、耶穌會會士鄂本篤隨亞美尼亞商團沿絲綢之路來中國傳教,抵達嘉峪關。為等待陜西總督入關進京批文,他在嘉峪關外驛站居住了25天,得到批復后,行一日到肅州。由于旅途勞累,疾病纏身,鄂本篤到肅州后一病不起,只得派隨從約翰肥的南德去北京。鄂本篤卻于萬歷三十五年(1607)三月病逝于肅州。其殘存的行紀由意大利的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、學者利瑪竇整理轉述為《鄂本篤之來中國》,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重要參考資料。”


三件清宮檔案揭開嘉峪關營建秘史


有清一代,對于修筑長城這樣一件勞民傷財的事情,十分鄙視,表現了清王朝雄視天下的胸懷。


“事實上,歷史上的嘉峪關,一直是古代絲綢之路上的咽喉重鎮,為兵家必爭之地,歷朝歷代都有‘欲保中原,必固河西,欲固河西,必保酒泉’的共識,嘉峪關就是保衛酒泉的重要軍事防御設施。到了清代,隨著新疆的鞏固,嘉峪關的軍事作用雖然不復存在,但它仍然是一個朝貢必經之地,國之關卡稅所,來來往往的各國使者、商旅眾多,嘉峪關的形象,關乎國家顏面,必須以資壯麗。”

話鋒一轉,胡楊十分興奮地向記者透露:“今年,由嘉峪關絲路(長城)文化研究院與天津大學共同實施的嘉峪關文化研究工程——嘉峪關營建史資料搜集整理正式開題,天津大學張龍博士及吳蔥、劉若芳教授從三件清宮檔案中,發現了嘉峪關營建史上的驚天秘密。此前,我們一直認為嘉峪關的修筑完成是在明代,到了清代,長城的防衛作用基本喪失,只是作為過往關卡,但這三件檔案,卻記錄了乾隆五十四(1789)至五十七年(1792)改變嘉峪關關樓結構的大型修繕。最終,才形成了我們現在看到的如此壯觀的關城模樣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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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乾隆五十四年(1789)六月十九日《改建嘉峪關關門圖》(局部) 臺北故宮博物院藏

這三件嘉峪關修繕檔案,其中兩件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:第一件是乾隆五十四年(1789)六月十九日《奏為查勘嘉峪關邊墻情形奏聞請旨事》,內附《改建嘉峪關關門圖》和《嘉峪關邊墻圖》兩幅奏片;第二件是乾隆五十四年(1789)七月初二日《奏為估修嘉峪關城臺樓座工程銀數事》。另外一件藏于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,是乾隆五十六年(1791)十一月初二日《奏為查驗嘉峪關工程情形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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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清乾隆五十四年(1789)七月初二日《奏為估修嘉峪關城臺樓座工程銀數事》(部分)臺北故宮博物院藏

“這些檔案較為詳細地再現了乾隆五十七年(1792)嘉峪關修繕事宜,是我們現存資料中未涉獵的內容,補充和完善了嘉峪關營建史的具體內容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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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清乾隆五十六年(1791)十一月初二日《奏為查驗嘉峪關工程情形》(部分)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


乾隆五十四年(1789)閏五月十八日,工部侍郎德成會同陜甘總督勒保對嘉峪邊墻、壕溝進行了初步勘察。根據現場勘察,二人指出關樓、關墻所存在的問題及修繕方案。“惟查嘉峪關系西陲門戶,為外藩朝賀來往通衢,非規模宏整不足以壯觀瞻。今查得原設關樓僅止一間,局面甚為狹小,且現在木植糟朽,城臺券洞閃裂。今擬量為加高展寬,以資壯麗。……以上應修工程通共約需銀五萬數千余兩。如此辦理,不僅錢糧不致虛糜,于觀瞻實有裨益。”

德成、勒保擬定了嘉峪關關樓、城墻的修繕遠景規劃后,旋即附圖將上述情況上奏乾隆帝。

七月初二日,乾隆帝批復:“知道了!欽此。”

從乾隆五十四年(1789)開始到五十七年(1792)結束,歷時4年,清廷花費5萬余兩白銀,對之前的嘉峪關做了六處重要改變:一是將原為一間的關樓、東門樓(光化樓)以及重檐三間的西門樓(柔遠樓),統一改為面闊三間周圍廊三重檐歇山頂的形制;二是增大關門券基;三是東西城門券的形式也由外圓內方改為磚券,東西月城城門洞由過木改為磚券;四是城堡頂由灰土改為海墁;五是城關東西兩側土墻、墩臺包磚;六是添安馬道門樓三座。

胡楊感慨地對記者說:“這是嘉峪關歷史上第一件皇帝批注的奏折,一個邊遠的關口,能夠得到皇帝的關注,可見這個地方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。因此,清廷才撥出巨款,維修嘉峪關,重點是展示嘉峪關的雄偉壯麗,讓人一見而頓生肅穆之情,并為之震撼。幾百年來,嘉峪關以它的無比壯觀和威嚴,吸引了無數人的眼球。”

從“閉關絕貢”到“北漠塵清”,從“河西咽喉”到“天下雄關”,嘉峪關的崛起,是中華民族沖突、融合、發展的見證,是中華民族共同鑄就的和平豐碑!

采訪結束時,已是夕陽西下,落日余暉灑向大地,整個關城披上了蟬翼般的金紗,高大雄偉的城樓鑲嵌上了耀眼的金邊,湛藍的天空浮動著紅彤彤的云朵,呈現出火焰一般的嫣紅,大漠戈壁蒙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,此時,微風拂面,羌笛悠揚,耳畔不時傳來悠遠而蒼涼的駝鈴聲,黃沙漫漫中,一支駝隊緩緩地走向天地的盡頭……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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